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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五族”一统与司马迁的民族史观

来源:张大曦  时间:2017-09-25 11:34:10

​​  司马迁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在《史记》这一巨著中表现出独有的进步的民族观。他认为华夷同宗,各民族应平等友好,并且为少数民族立传。

​  民族精神是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共同的心理素质的集中体现,也是一个民族凝聚力的来源。中华民族要振兴,需要每一个民族成员尽可能地认识本民族的民族精神。司马迁在《史记》中以超越前人的气魄和创新的才能,总结并反映了先秦以来至汉武帝时期中华民族精神的理想追求。在其流传千古的过程中,《史记》中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影响,教育了世世代代的中华民族的子孙。

  一、炎黄子孙的由来

中华民族有三祖,炎帝部落、黄帝部落、蚩尤部落。五千年前,两位“英雄”,黄帝与炎帝大战于阪泉,黄帝打败了炎帝。后来黄帝又调集各诸候军队,与另一部族领袖蚩尤大战于涿鹿,胜了蚩尤。黄帝从此繁衍其子孙,因此后来的华夏或汉人都是黄帝之裔。一部最简单的中国民族史便是如此。可为我们为什么又称炎黄子孙呢?

​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史记》,意思是神农氏的统治逐渐衰弱,诸侯之间互相攻击,祸害百姓,而神农氏无力讨伐。其中的神农氏就是炎帝,而黄帝只是一个诸侯, 神农氏当时是占有统治地位的。所以,有些人是炎帝后代,便形成了“炎黄子孙”。

  二、五族的分拣

一开始中华民族并没有五族的概念。从元以来,各民族是一家。五族共和是中华民国成立初期政治口号。这一原则强调了在中国的五大族群和谐相处。以五色旗作为国旗,分别代表汉族(红);满族(黄);蒙古族(蓝);回族(白);藏族(黑)。其中回族泛指穆斯林民族,包括新疆维吾尔族等。清朝曾将新疆称为回疆。五族共和源自清末立宪运动的“五族大同”。

​  这是为反对清朝腐朽统治的需要划定的概念。驱除鞑虏,便是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后确定的纲领之一,当年10月孙中山即将此口号改为"民族主义"。鞑虏是历史上汉人对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如蒙古族、满族等的称呼。1906年10月,孙中山与黄兴、章太炎制订《军政府宣言》,再次提出"驱除鞑虏"口号,但当年12月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演说中不提"驱除鞑虏",专述"民族主义",还对民族复仇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从此以后,"驱除鞑虏"口号不再出现于革命派的言论之中。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外蒙古丢掉了。

1911年底,孙中山宣布"五族共和",又制定《临时约法》宣告:中国之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彻底放弃了"驱除鞑虏"口号。所以,五族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中华民族始终是命运相连的。

  三、四海之内皆兄弟

这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民族观的核心。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结束了我国长期封建诸侯割据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到了汉代,特别是武帝时期,中央集权日益巩固,经济繁荣,文化学术比较发达,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第一个鼎盛时期。司马迁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里。

​  他在《史记》中所表达的一个重要的民族思想便是“大一统”。“大一统”一词出自《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所以“大一统”指统一事业。《史记·秦始皇本纪》:“令陛下..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这里地“一统”即指全国统一的意思。而《史记》创新了“大一统”思想,这实际包含两个意思:中国是个统一的国家;中华各族尊黄帝为祖先。也即是“大一统”的国家观和民族观。

司马迁在《史记》中明显地表述了主张国家统一发展、反对分裂的观点。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评价秦朝历史地位时 说:“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认为秦朝统一中国事业虽然依靠了暴力手段,但时代不同了,形势变了,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可见,司马迁对秦统一中国事业的肯定态度。司马迁对西汉兴建以来国家统一为社会带来的繁荣景象极为赞赏,在 《太史公自序》中又说:“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 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这是对西汉盛世的歌颂。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司马迁“大一统”的国家观。

在司马迁之前,民族的始祖是混沌的,多元的,民族发展的脉络是不清的。是司马迁站出来,在纷乱繁杂中理出头绪,在多元中选择一元,并将一条清晰可辨的黄帝子孙系列推到了人们面前。

顾颉刚先生指出:“历史系统是从黄帝开始的。司马迁的成就在于,他毅然以黄帝为断限,黄帝以前一切付之不闻不问,他在方士和阴阳家极活动的空气中排斥了许多古帝王,是怎样的有眼光和有勇气了。”

​​​​​  司马迁在《史记》中开篇明义,在《五帝本纪》中塑造了一个聪明善良神话般的人物——黄帝。其他四帝颛顼、帝喾、尧、舜都是黄帝的子孙。《史记·六国年表·序》记载:“禹兴于西羌”,而为夏后氏之祖。又有,秦之祖先为大费,其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史记·秦本纪》)。《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

夏后世之苗裔”。《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从这些描述可以看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夷狄,司马迁把他们的祖先都视为黄帝。他的这种记述,再加上我国原本的黄土地、黄河、黄皮肤等地理环境和人种的特色,才使得中华各民族最终形成了“炎黄子孙”的概念。

  中国境内各民族皆黄帝子孙。这是司马迁从传说和历史中提炼出的民族一统理论。《史记》在许多篇章中都有所阐述。如说"中国之虞与荆蛮勾吴兄弟也","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这种观念影响着中华文明的方方面面,到今天也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

  四、中华民族大融合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司马迁的时代,人们的民族思想却是比较落后的,推崇“尊夏贱夷”,认为中原文明高于所谓的“夷狄”。“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叫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四夷与华夏之间有不少共同处,“中国、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以此来形容周边少数民族。

​​   但司马迁不同,他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木"的汉武帝时代,独步史坛,在他的《史记》中首创民族史传。司马迁写了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等五个少数民族史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  各篇史传独立成篇,详今略古,着重叙述汉武帝时期各周边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而通观这些民族史传,可以发现其内容并非单纯的夷夏分离的记述,它们相互之间有着紧密联系。给人以各民族从来都是杂处、融合的印象。这种“华夏同宗”的思想就充分说明了司马迁头脑中,各民族是生而平等的,各民族在历史的发展轨道中是互相融合的。司马迁主张民族之间和睦相处,国家有一个相对安平的环境,让人们致力于生产,致力于发展经济。他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建立在能否富裕强盛这个基础上的,而这种富裕强盛不是表面上的轰轰烈烈,而是实实在在的民殷国富。

  五、史记的民族观贡献

在《史记》的五体结构中,本纪是提纲,它以王朝的更体为体系,以编年的形式排比了一代大事。至于其他的人物、事件则按照分别列入世家或列传。在《太史公自序》中,他说:“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史记》一百三十余文中写到少数民族事宜的有十多篇,这其中包括了像《楚世家》、《越王勾践世家》这样的“世家”,更为边疆民族立传。

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论述了写作这些列传的宗旨:“汉既平中国,而佗能集杨越以保南藩,纳贡职。作《南越列传》。” “燕丹散乱辽间,满收其亡民,厥聚海东,以集真藩,葆塞为外 臣。作《朝鲜列传》。”“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请为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传》。”“汉既通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乡,欲观中国。作《大宛列传》。”再加上《匈奴列传》、《东越列 传》,共记六篇列传。分别是按地区写出了北方、南方、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的民族历史,可以说是一部比较完整的民族史。

这种编纂体例充分的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民族观,其创新的思维更被其他史书所继承。可以说,司马迁的这种民族观已经超越了他那个时代,为中国民族史的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

综上所述,在《史记》这部不朽的巨著中,集中体现了伟大史学家司马迁的进步民族观。他认为,中华是大一统的国家与民族,华夷共为黄帝子孙;中华各民族是平等的,应该和平相处;史学家要有为少数民族作传的思想与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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