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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娜·法兰奇:“对真实的现代犯罪故事不感兴趣,让我着迷的是历史”

来源:界面新闻  时间:2019-02-25 10: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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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塔娜‧法兰奇(Tana French)是制造悬念和伏笔的大师 图片来源:Yvette Monahan

都柏林阴雨绵绵,法兰奇踏着轻盈的步子,一头扎进了位于桑德蒙特(Sandymount)的一家意大利餐厅。她头戴一顶鸭舌帽,包上别着许多现代与复古并存的装饰徽章,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看起来就像个淘气的小精灵。法兰奇于上世纪90年代定居爱尔兰,拥有俄国、意大利、美国和爱尔兰四国血统的她精通多种语言,曾短暂旅居罗马。她点了一杯卡布奇诺,并表示,比起罗马的闷热,她还是更喜欢伦斯特(Leinster,爱尔兰地名)潮湿的气候。

法兰奇曾是一名戏剧演员,之后转投文学,她的第七部小说《山榆》(The Wych Elm)讲述了一个曲折离奇的故事,常被拿来与唐娜·塔特(Donna Tartt)备受赞誉的悬疑小说《校园秘史》相比较。2018年10月,《山榆》在美国出版(因山榆在欧洲较为常见,美版为迎合读者更名为The Witch Elm),著名作家斯蒂芬·金(Stephen King)对其赞誉有加,甚至将它与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詹姆斯·艾尔罗伊(James Ellroy)及鲁斯·伦德尔(Ruth Rendell)的作品相提并论。“这本书行文细腻,思想深刻,故事脉络清晰,情节引人入胜。毫无疑问,法兰奇是一名杰出的作家,《山榆》也是一部杰出的作品,这对于广大读者来说,真是一件幸运的事。”

《山榆》

斯蒂芬的“幸运”一词用得十分巧妙,因为这正是《山榆》想要探讨的主题之一。小说叙述者是名为托比的男青年,在28年的短暂年华中,始终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托比出生于一个富裕友爱的家庭,成年后为一家画廊做公关工作,空闲时便开着他的宝马和女友梅利莎游山玩水。梅利莎长相甜美,十分讨人喜欢,托比甚至想过要和她结婚,安顿下来。无论如何,他的生活似乎就是“好运”的代名词。“这世界几乎就是围绕着他来运转的,”法兰奇解释道,“但当灾难来临时,他并没有真正准备好应对它们。我一直很好奇, 过多的‘好运’对一个人来说究竟是好是坏呢?这也是本书想要探讨的东西。”

托比遭遇的种种变故,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难以应对的。他先是跟朋友喝个酩酊大醉,被突然闯入公寓的陌生人惊醒,接着在与对方的扭打中不慎弄伤头部,这不仅使他信心大跌,还令他的记忆严重受损。更为不幸的是,在与社会渐渐脱轨的过程中,托比还染上了毒瘾,随后又被迫前往都柏林郊区,照顾自己奄奄一息的叔叔雨果。在那里,表亲总是行为怪异,而花园树干中突然出现的头骨更是让整个事件变得扑朔迷离。

慢慢地,托比的世界开始分崩离析,对过去的压抑和不解令他苦恼不已。“他总是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的生活经历才是典型,而这也是唯一有价值并且与现实相关的东西。他有自己的一套处世经验,且从未想过去质疑它们。”

爱尔兰都柏林桑德蒙特 图片来源:Niall Carson/PA

现年45岁的法兰奇是制造悬念和伏笔的大师。她的祖母来自白俄罗斯,1917年为躲避革命战乱举家逃离克里米亚,最终嫁给了一名意大利律师并定居埃塞俄比亚。由于父亲工作的关系,全家人不得不在多个城市来回辗转,从佛蒙特(Vermont)到佛罗伦萨(Florence)再到马拉维(Malawi),法兰奇的童年生活都在动荡和漂泊中度过。相比之下,丈夫安东尼·布里亚特纳克(Anthony Breatnach)的生活经历则显得平淡许多,他是个不折不扣的都柏林人,来自市中心的自由区(The Liberties),几个世纪以来,这里奉行着与全国各地不同的法律体系,自由区也因此而得名。出于对这些差异的兴趣,法兰奇在2010年的小说《带我回去》中还提到了它的名字。成年后的法兰奇并没有遵循世俗之见,选择一条稳定的职业道路,相反,她成为了一名戏剧演员,时常需要接点小活才能维持生计,比如配音(说到这里,她还现场给我演示了一段,并且对自己的表现颇为满意)。

“很多作家和演员都有着第三文化的成长背景,这并不是巧合,”法兰奇指出,“动荡的艺术生涯对我们来说不算什么,家庭教育让我们很早就意识到,没有什么工作是可以稳定持久的,所以从心理层面来说,我们很容易接受这些现实。”在剧院工作之余,法兰奇还参与过一项考古发掘工作,这也是她的众多爱好之一。与此同时,距离发掘现场不远的森林更是令她心驰神往。也正是在那时,她在脑海中慢慢勾勒出了一幅虚构的故事画面:三个孩子结伴在森林中玩耍,却只有一个孩子走了出去,他不仅失去了记忆,还受到了极大的精神创伤。法兰奇将这些零星的片段写在了纸上,直到一年后无意中发现了它,她才意识到自己对故事的走向很感兴趣,于是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

“一开始我也不清楚自己是否能够坚持下去,只是一个场景接着一个场景地写,然后就有了一个章节……直到一些表演的工作机会找上门来,我才意识到这(写作)才是我真正想做的事情,所以拒绝了。”法兰奇表示,她也许是“唯一一个出于‘稳定’的考虑而选择从事写作的人。我签了一个为期四年的合同,这在剧院里是永远不可能发生的”。

这便是法兰奇长篇小说处女作《神秘森林》的由来。随后的11年间,该作品获奖无数,全球销量超过5百万册,使她成为了全世界最有才华、最有抱负的犯罪小说家之一。由法兰奇创作的一系列刑侦作品,对后危机时代的爱尔兰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等级制度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在谈到英国脱欧的话题时,法兰奇打趣道:“我可以在这里说脏话吗?”但她也承认,尽管自己从未给作品体裁设限,但《山榆》的写作方向与过去相比仍有明显的改变。“我以为这是一个披着神秘外纱的悬疑故事,”她饶有兴趣地回忆道,“直到编辑无奈地告诉我,处女文学小说和悬疑小说在销量上是有很大差异的。”

《神秘森林》中文版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年

在小说体裁这个棘手的问题上,法兰奇的回答直截了当且十分轻松。从孩提时代起,她就一直对悬疑作品喜爱有加,包括阿加莎·克里斯蒂(“它们就像薯片一样,让人停不下来。”)和派翠西亚·海史密斯(Patricia Highsmith)的作品。“对人类心理的尖锐剖析……是别人身上最令我感到震撼的谜团。作为一个演员,说出这样的话应该很正常吧。”法兰奇是塔特的超级粉丝,她认为《校园秘史》不仅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悬疑作品之一,也是最伟大的文学小说之一。她从未刻意去关注某种体裁,在塔特看来,她根本不用受到这些限制”。

《山榆》的故事取材于一桩发生在英格兰的可怕悬案。1943年,一群男孩在伍斯特郡的一棵树干里发现了一具不明身份的女性遗骸,大家猜测她可能是一名战时间谍,随后此事便不了了之。没想到一年后,一幅涂鸦竟出现在了伯明翰的墙上,上面赫然写着:“是谁把贝拉放在了那棵山榆树里?”法兰奇的哥哥给她看了关于这个案子的报道,告诉她,“这听起来就像你书里会发生的故事。”自那之后,法兰奇便开始研究那些尘封已久的历史事件。

法兰奇是唐娜·塔特的超级粉丝 图片来源:Bas Czerwinski/AFP/Getty Image

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法兰奇对时下流行的暴力犯罪事件并不感兴趣,也不愿从《Serial》或《West Cork》之类的广播剧中寻找写作题材。“我对那些真实的现代犯罪故事不感兴趣,受害者也许仍处于痛苦之中,所以我很难客观地把它们当作故事来看。但那些过去已久的事件就不同了,那是一扇通往过去的窗口,令人着迷。”此外,法兰奇毫不掩饰自己对《威彻尔先生的猜疑》(The Suspicions of Mr Whicher)一书的喜爱,该小说由凯特·萨默斯凯尔(Kate Summerscale)创作,讲述了1860年发生在英国的一桩离奇凶杀案,受害者是一名年仅三岁的男孩儿。作者通过对该案件的重组和梳理,向世人展示了19世纪中期英国社会复杂的阶级矛盾,也对当时的警察刑侦工作进行了分析和描写。

无论如何,正是社会大众对破案刑侦类题材的喜好,才推动了相关流行播客和电视节目的发展。对此法兰奇表示理解,她认为这些节目能大幅提升人们的参与感,让观众觉得“我们并不需要成为一名侦探,也能够推动情节的发展,为破案提供帮助”。我指出,许多犯罪小说必须要面临一个问题,真实的破案过程也许十分艰苦,平淡无奇,而并非作者想象中那样精彩刺激。法兰奇点了点头,说:“的确,现实中的破案过程大部分都是些繁复无趣的文书工作,警探们在已经超负荷的预算中还要挤出时间来加班,常常一个头两个大。作为一名作家,我们必须学习怎么处理这种情况。”

但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名警探)你必须拥有强大的抗压能力,能够坦然面对各种可怕的现实状况。在某种程度上,这与犯罪小说家的工作截然相反。我所做的不过是编故事而已,而他们却必须亲身面临生与死的考验,义无反顾地追寻真相和正义。如果我搞砸了,还有很多机会可以改正,但若是他们犯了错,也许立即就会付出生命的代价。这些警探要承担的风险是如此巨大,所以,我对他们怀有深深的敬意。”

为了使自己的故事更具信服力,法兰奇和一位退休探员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他是个了不起的人,非常慷慨地和我分享了他的故事,并且给我提供了很多意料之外的素材,比如他们的工作方式和氛围,还有那些权力和政治的游戏。”在小说《入侵者》的创作期间,法兰奇给这位警探打了一个电话,向他请教审讯犯人的技巧,没想到对方直接给她上了一课。“他的身份切换非常迅速,瞬间就从一个友好热情的朋友变成了一个咄咄逼人的警察,对着我予取予求,而我所有的挣扎都无济于事。”

我对法兰奇说,这听起来与演戏似乎有些相似。“没错,”她说,“无论是房间的氛围还是谈话的节奏,所有的一切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收放自如。他们在这方面十分在行,能让审讯朝着自己想要的方向进行。这些人绝对是人性剖析的专家,知道何时以及怎样向嫌犯施压。面对这样的拷问,普通人根本毫无还手之力。”

我很好奇,这些内幕消息是否会让法兰奇产生犯罪的念头,因她也许可以轻易逃脱。“天呐,那绝对不可能!”她笑着说。“恰恰相反,我觉得自己肯定逃不了,这些人(警探)训练极为有素,拥有超越常人想象的技能。此外,我觉得任何想象力丰富的人都不该去犯罪,你根本承受不了它带来的压力,因为脑海中会不自觉地想象出每一个被抓住的可能性,也许不到一个星期就会崩溃。”

本文作者Alex Clark是《卫报》及《观察者报》撰稿人。

(翻译:杨雅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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