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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皇家占星学紫微斗数——“特务天王”戴笠|西安事变后留下了一个历史笑柄?

来源:紫微斗数  时间:2016-12-20 10: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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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务天王”戴笠|西安事变后留下了一个历史笑柄?

红果记忆

12-20 08:33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而事件的演变在不知不觉中竟扯上了戴笠。原来是西安事变前后号称“蒋介石的配剑”的特务处处长戴笠的情报机构全线失灵,连蒋介石被扣押都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也许是为了保护自己,在戴笠前往西安谈判时,急中生计写了一封“遗嘱”,以表对蒋的衷心,但却成为了一大历史笑柄。

西安事变中戴笠到底出了哪些“洋相”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戴笠(1897.5.28-1946.3.17)

戴笠出生于浙江省衢州府江山县(今衢州市江山市)保安乡。1926年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因嗅觉敏锐,心思缜密,为天生的特工人才,所以后被蒋介石委任其为军事委员调查统计局二处处长,负责掌握各军队的动向,特别是对非国民党中央军进行内部渗透、安插、收买、窃听等。

1938年戴笠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并在抗日战争中立下卓著功勋,被称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最神秘的人物之一”。

西安事变前后“特工王”的情报机构全线失灵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率东北军刚入陕,与西北军杨虎城为了不被蒋介石将两军击破,张、杨二人决定团结一致,共促蒋介石加快抗日。

但张、杨身边安插了戴笠派去监视他们的特务晏道刚,为麻痹晏道刚,张、杨之间的往来采取了“暗通明不通,上合下不合”的方法,有时还故意暴露一些矛盾对立事件给这些晏道刚。

这样一来,张、杨把戴笠和身边的晏道刚都蒙骗了,张、杨“西安扣蒋”事件得以顺利进行。

所以自12月8日张、杨决定“兵谏”以来,东北军和西北军进行的一系列紧张的调配部署准备工作,戴笠的耳目丝毫没有察觉,也并没有向戴笠报告。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当天,南京得到的消息,最早是樊崧甫于12日下午3时发出的电报:“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

由此获知西安异动,戴笠如坐针毡,频频向西安秘密电台呼叫,但均如泥牛入海,没有任何回应。直至13日,戴笠的特务处西北区区长江雄风才报告:张杨异动,校长被押,情况不明。

而此时公开媒体都已报出确切消息,张、杨《对时局宣言》也已在12月13日《解放日报》刊出;宋美龄已收到张学良发出的电报,连远在香港的宋子文也获知确情。

这一切无疑是打了戴笠一记闷棍,他的情报机构全线失灵,他要获知西安的情况还得通过其他渠道来了解。

事前被蒙骗,事发不知情,事后仍不明,戴笠感到无比的羞愧和耻辱,这是他的直接失职,也是他从事特务工作以来最大的失败。

戴笠西安“救蒋”之行遭张学良嘲弄

正当戴笠万念俱灰之时,宋子文从西安返京后,即邀戴笠去他住处,并告诉戴笠将再次返回西安,请戴笠一道同去营救委员长。这使戴笠既吃惊又欣喜——他感到宋子文还是重视他,而且是在关键时刻启用他。

于是12月22日中午,戴笠随宋氏兄妹、蒋鼎文、端纳、郭增恺同乘一架飞机经洛阳转至西安,抵达时,已是傍晚。

张学良为什么同意宋子文把戴笠带来西安?从张学良晚年时期的口述中了解到,似乎是对戴笠的特务行径有所不满,这位公子哥儿出身的政治家在纵情地戏谑这位不可一世的特工王。

张学良语带机锋地问戴笠:“老戴,你们的特务工作是怎么做的,我与杨司令搞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们都不知道?”戴笠一脸茫然,嗫嚅半晌回答道:“我们从来不对副司令做特务工作啊!”

急中生计留“遗嘱”表忠心

戴笠此行西安约为两天时间,从陆续披露的史料看,他并没有什么作为,而且在与宋子文、蒋鼎文提出的反建议方案等待“蒋介石批准”时,戴笠竟不辞而别离开了西安。

或许为了弥补此前的严重失职,挽回政治和忠心上的失分,城府深厚的戴笠触景生情,急中生计,在西安时他在张学良公馆写下了一份“遗嘱”。

“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领袖蒙难后十二日,戴笠于西安张(学良)寓地下室。”

这份遗嘱实是戴笠城府之深的典型体现,它不是一般的矫情造作,而是在粉饰乃至捧出对蒋介石的一番忠诚,以便事后攫取遇危不乱、成功成仁的政治资本,为他进一步爬上高位再增加一块高高的垫脚石。

12月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戴笠在南京俨然以功臣自居,与郑介民等弹冠相庆。

戴笠也许没有想到“西安事变”会有各种消息通过不同渠道披露出来,稍稍梳理分析就可知当时的真相。

这些也许并非针对戴笠而写,然而通过互相对照佐证,可以还原当时情况。

聪明反被聪明误,一代特务天王留下了一个著名的历史笑柄,供后人茶余饭后把玩。可见要掩饰历史实情,有时也是很难的。

图片、文字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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