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文章

王国维的诸种矛盾和最後归宿--刘梦溪

来源:胜昔-苏州  时间:2016-11-29 16:29:57

我所说的最后归宿,是指1927年的6月2日,王国维在颐和园昆明湖的鱼藻轩投水自杀了,死的时候才51岁,正当他的学术盛年。今天,2009年的6月2日,是王国维自杀而死的82周年。他生于1877年,今年也是他的诞辰132周年。中国现代学术的开山,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而且曾经是溥仪皇帝的老师,全世界闻名的大学问家,突然投水自杀了。这个事件当时震惊了全国,也可以说惊动了全世界。近百年来,对于王国维为什么要自杀,到现在仍然是学术界一个大家饶有兴趣的学术之谜。

      我这里不是专门研究他的死因,不想在这个问题给出一个最后的结论。只是想指出,王国维的一生,始终是一个矛盾交织的人物。主要讲讲他的精神世界和人生际遇的诸种矛盾。我把他一生的矛盾概括为10个方面。这个别人没有这样条列起来讲过,我想是我个人的一次梳理。

1 个人和家庭的矛盾

     王家的先世最早是河南人,在宋代的时候官做得很大,曾经封过郡王。后来赐第浙江海宁盐官镇,便成为海宁人。但宋以后他的家世逐渐萧条,变成一个很普通的农商人家。到他父亲的时候,家境已经很不好了。他的父亲叫王乃誊,有点文化修养,作生意之余,喜欢篆刻书画。还曾到江苏溧阳县给一个县官作过幕僚。喜欢游历,走过很多地方,收藏许多金石书画。王国维出生那一年,王乃誊已经三十岁了。浙江海宁盐官镇是王国维出生的地方。这块土地人才辈出,明代史学家谈迁是海宁人,武侠小说家金庸也是海宁人。王国维对自己的家乡很自豪,写诗说:“我本江南人,能说江南美。”

      但王国维4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由祖姑母抚养他。从小失去母爱的孩子,其心理情境可以想见。有记载说,王国维从小就性格忧郁,经常郁郁寡欢。不久父亲续娶,而后母又是一个比较厉害的人,王国维的处境更加可怜。他十几岁的时候,有时跟一些少年朋友聚会,到吃中饭时一定离去,不敢在外面耽搁,怕继母不高兴。这种家庭环境对一个孩子、一个少年儿童,影响是很大的。可以说,影响到他的一生。所以我说这是一重矛盾,即个人和家庭的矛盾。

2 拓展学问新天地和经济不资的矛盾

晚清的风气,特别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之后,中国掀起了变革现状的热潮,所有富家子弟,只要有条件的都想出去留学。王国维家境贫寒,没有这个条件。他因此非常焦急,父亲也替他着急,但没有办法。十七岁的时候,他也曾应过乡试,但不终场而归。二十二岁结婚,夫人是海宁同乡春富庵镇莫家的女儿,莫家是商人家庭。他的婚姻,依我看未必幸福。想提升学问,没有机会。想出国留学,却得不到经济支持。这是影响王国维人生经历的又一很重大的矛盾。

3 精神和肉体的矛盾

王国维幼小的时候,身体很瘦弱,精神常常忧郁,这跟继母有很大关系,也和父亲的不理解有很大关系。父亲王乃誊对他的要求是严格的,寄望也很高,日记里对儿子的成长作了很具体的设计。但这位父亲不理解儿子的心理和学问志向。王国维的思想非常敏感,从小就是一个智慧很发达的人。一个很瘦弱的身体,你看王国维的照片,就可以看出来,但智慧却超常。所以他在《静安文集》的第二篇序言里讲:“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这就是他年轻时候性格的特点,这一特点延续了他的一生。这也就是我所说的一个人的精神和肉体的矛盾。

4 追求学术独立和经济上不得不

依附于他人的矛盾

这也是伴随他一生的矛盾。王国维一生中有一个大的际遇,就是他和罗振玉的关系。王国维自己家里贫穷,不能到国外游学,应试又屡考不中,当过塾师,但很快就辞职了。直到二十二岁的时候,才有一个机会,到上海《时务报》做一份临时工作。《时务报》是汪康年所办,主笔是梁启超,章太炎也在《时务报》工作过。这是当时维新人士的一份报纸,在全国有很大影响。不过王国维参加《时务报》工作的时候,梁启超已经到了湖南,应陈宝箴、陈三立父子之约,主讲时务学堂。

王国维在《时务报》作书记,一些抄抄写写的秘书之类的工作。他海宁的一位同乡在《时务报》工作,因为家里有事,回海宁处理家事,让他临时代理。一个大学者做如此简单的工作,未免屈才。但他很勤奋,做了一段时间之后,恰好当时上海有一个专门补习日文的东文学社,是罗振玉办的,他就利用业余时间去那里学习日文。在那里他认识了罗振玉。认识的机缘是罗振玉看到王国维给一个同学写的扇面,上面有咏史诗一首:“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王国维的《咏史诗》共20首,罗振玉看到的是第12首。看后大为赞赏。尽管王国维因为经济困难和其它诸多事情所累,学得并不是太好,罗振玉仍给予经济上的支持,使其无后顾之忧。后来又把王国维送到日本去学习。罗振玉要举办什么事业,都邀请王国维一起参与。罗王的友谊就这样结成了。再后来他们还结成了儿女亲家,罗振玉的女儿嫁给了王国维的儿子。

王国维一生始终没有钱,罗振玉不断用钱来支持他。得到别人金钱的资助,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一次我在北大讲这个题目,一个学生提问题时说:他觉得是好事,并说如果他遇到这种情况,一定非常高兴,只是可惜自己没有遇到。这当然也是一种看法。但王国维不这样看,他一方面心存感激,另一方面,也感到是一种压力。这不能不是一个绝大的矛盾,即追求学术独立和经济上不得不依附于他人的矛盾。

王国维先生的墓䄊铭王国维先生的墓䄊铭

5  “知力”与“情感”的矛盾

王国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他的理性的能力特别发达,情感也非常深挚。所以他能写诗,能写很好的词,同时在理论上、在学术上有那么多的贡献。一个人的知力、理性思维不发达,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学术成就。而没有深挚的情感,他也写不出那么多优美的诗词。本来这两者应该是统一的,但从另一个侧面看,他们也是一对矛盾。他自己说:“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那么他到底是从事诗歌创作呢,还是研究哲学?还是在二者之间?他感到了矛盾。当然从我们后人的眼光看,也许觉得正是因为他感情多,知力也多,所以才成就了一代大学人,大诗人。但在王国维自己,却觉得是一对矛盾。

6 学问上的可信和可爱的矛盾

这个怎么讲呢?因为他喜欢西方哲学,喜欢康德,喜欢叔本华,但研究多了以后,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哲学学说的可爱者,不一定可信,可信者不一定可爱。这是什么意思呢?哲学上其实有两种理论范型,一种是纯粹形而上的理论,或者如美学上的纯美学,这样的理论是非常可爱的,为王国维所苦嗜。但这种纯理论、纯美学,太悠远,太玄虚,不一定可信。而另一种范型,哲学上的实证论,美学的经验论等,则是可信的,可是王国维又感到不够可爱。于是构成了学者体验学术的心理矛盾。这重情况,在常人是不能想像的,但一个深邃敏锐的哲人、思想家,会有这种敏锐的体验。

7  新学与旧学的矛盾

王国维开始是接受新学的,但是后来,在1912年移居日本之后,他的学问路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皇帝没有了,罗振玉是不赞成辛亥革命的,他倾向维护清朝原来的体制,因此辛亥革命发生的当年冬月,罗振玉就带着家属,也带着王国维,一起到日本去了。他们住在日本京都的郊外,后来罗振玉自己又修建了新居,把所藏图书搬到了这里,取名“大云书库”。罗的藏书多,特别甲骨文、古器物的拓片和敦煌文书,收藏极富。据称有50万卷。他们在那里住了几乎十年。1916年王国维先回国,住到上海,但有时还要去日本。

就是在日本的六七年时间,王国维的学术路向发生了变化。罗的收藏成了王国维学问资料的源泉。他在“大云书库”读了大量的书,于是便进入到中国古代的学问中去了。罗振玉也跟他讲,说现在的世界异说纷呈,文化传统已经快没有了,只有返回到中国古代经典,才是出路。时代大变迁时期,知识分子如果不想趋新,只好在学问上往深里走,这在个人也是一种寄托的方式。我想王国维内心就是这样,所以听了罗振玉的话,学问上发生了变化。他早期介绍西方哲学和美学那些文章,都收在《静安文集》和《静安文集续编》里,据说去日本时带去了一百多册,但后来全部烧掉了。研究王国维的人有的认为他不大可能烧掉,说这是罗振玉造的谣。

据我看来,烧掉《静安文集》是完全可能的。一个人的学问总是在不断变化。到日本之前,王国维的学问已经变化了一次,由研究西方美学哲学,变为研究中国的戏曲文学,写了有名的《宋元戏曲史》。第二次变化,尽弃前学,一心进入古文字古器物的研究,因而烧掉以前的书,以示决心,也不是没有可能。不妨看作是他的新学和旧学发生了矛盾。

8 学术和政治的矛盾

本来他是一个纯学者,不参与政治的。但他有过一段特殊的经历,是这段经历把他与现实政治搅到了一起。辛亥革命以后,他对新的政权制度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虽然这是一种政治选择,但对他个人关系不算太大。主要是后来他当上了逊位皇帝溥仪的老师,就进到敏感的政治漩涡里去了。

辛亥革命后,1912年,清帝逊位,但民国与之签了条款,采取优待清室的条件,仍准许溥仪住在紫禁城内,相关的礼仪也不变。用今天的话说,叫待遇不变。在紫禁城里照样过着皇帝的生活。大家一定看过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你看他在紫禁城里生活得多好。可以骑自行车,觉得紫禁城门槛不方便,就把皇宫里的门槛全都锯断了。为了好玩,就打一个电话给胡适什么的。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24年,冯玉祥把溥仪赶出了宫。

而王国维当溥仪的老师,是在头一年,即1923年4月。宫里面事情虽然不多,王国维愿意尽到自己的职责。1924年1月溥仪发谕旨,赐王国维在紫禁城骑马,王国维受宠若惊,认为是“异遇”。因此当溥仪被赶出宫时,王国维非常痛苦,对当时的状况充满了不满。而且遇到了诸多的人事纠葛,包括和罗振玉也有了矛盾。此时,他所心爱的学术和现实政治发生了不相协调的矛盾。这就构成了他思想世界的另一个矛盾,就是学术和政治的矛盾。

9 道德准则和社会变迁的矛盾

这一点很重要,任何一个人都不可避免的。当社会发生变迁的时候,你跟社会的变化采取相一致的态度,顺时而行,还是拒绝新的东西,想守住以往的道德规范?这是一个蜕变的过程。有人比较顺利,社会往前走,他跟着往前走。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不愿意立即改变自己的准则,想看一看新东西是不是真好,或者压根就认为所谓的新东西其实并不好,也许并不是新东西,而是旧东西的新的装扮。

这一点,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里,讲到元稹的时候,有专门论述。他说当社会变迁的时候,总是有两种不同的人。一种是趋时的幸运儿,一种是不合适宜的痛苦者。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後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王国维就是那种“贤者拙者”。这一重矛盾在王国维身上非常突出,所以当辛亥革命之后,当溥仪被赶出宫以后,他痛苦得想自杀。

10  个体生命的矛盾

我主要指一个人的生与死的矛盾。这在一般人身上不突出。一个普通人,年纪大了,最后生病了,死了。死了就死了。虽然每个人都难免留恋人生。但王国维采取了一个行动,在五十一岁的盛年,在他的学问的成熟期,居然自己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很了不起的哲人之举。我说“了不起”,大家不要误会,以为我认为所有的自杀都是好的。过去在传统社会,有的弱女子,受不了公婆的气,投井自杀了,这类例子不少。但这是一种被迫者一念之下的情感发泄,不是理性的选择。对于一个有理性的人,一个大的知识分子,一个思想家,一个大的学者,他在生命的最后,能采取一种自觉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一般人所做不到的。很多人都留恋人生——这得慢慢说,这是个哲学问题,很复杂。但是对王国维来说,则是一个个体生命的矛盾问题。

对于王国维的死因,说法非常多,也可以说是20世纪的一个学术之谜。但是,我觉得对于王国维之死给予最正确解释的是陈寅恪。在王国维死后,陈寅恪写了非常著名的一首长诗,叫《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挽词前的序,可以看作是陈寅恪的一个文化宣言。这里边集中讲,当一种文化值衰落的时候,为这种文化所化之人,会感到非常痛苦。当这种痛苦达到无法解脱的时候,他只有以死来解脱自己的苦痛,这就是王国维的死因。所以陈寅恪说王国维最后殉了文化理想,而不是殉了清朝。

北京福田公墓内的王国维先生墓北京福田公墓内的王国维先生墓

相关文章
热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