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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月,我亲历的一个故事 贾植芳口述

来源:老牛之友  时间:2016-12-31 11:50:01

故事主人公叫李云贞。讲这个故事得要从一个会议说起。

    那是1986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主持召开“中美比较文学双边学术会议”,给我发来了邀请函。当时,我担任国内比较文学研究会的副会长,参加这样的学术交流活动,顺理成章,我爲此作了充分的准备,论文题目是《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还准备了一幅中国画,作爲给会议主持者的见面礼。国家教委对这件事也很重视,专门给复旦大学领导打来电话,说要全力支援贾植芳先生参加这次学术会议。出国手续办得很顺利,飞机票也已经订好了,偏偏在检查身体时,说我心脏不大好,建议最好带个保健医生去。我是什麽人?出国还带个医生?当然只好退了机票了事。

可是,当时在美国留学的不少朋友和学生听到我要访美的消息后,都赶到普林斯顿大学看我去了,其中就有一位叫李云贞的女士,她在加州大学洛杉机分校任教,美籍华裔,丈夫是美国人。李女士听说我将赴美后,曾专门来电,邀我在会议结束后一定去洛杉机,说要好好招待我。这是怎麽回事呢?

还是在1978年的时候,我刚刚解除监督劳动,在复旦中文系资料室做临时工,除了管理图书,还参加了几个中国现代文学资料研究专案的编辑工作,这时虽然还没彻底平反,不过和监督劳动时相比,我的处境已经宽松得多了,妻子任敏也在山西老家“下放劳动”十八年之后回到上海同我团聚,我们住在一间小房子里,也算又有了一个家了。一天,突然收到一封信,是从上海华侨饭店发出的,拆开来一看,是位叫李云贞的人写的,信中说,她是从美国来的学者,希望我能安排一个时间接待她,并等着我的回音。

我并不认识这位从美国来的女士,甚至也从来没有人在我面前提起过这个名字。多年来的经验告诉我,决不可贸然行事,自己是头上戴着帽子身后拖着尾巴的人。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里通外国”可是一条不得了的罪名。“文革”虽然已被称之爲“民族浩劫”,但主流意识形态有一种历史惰性,仍然阴魂不散,弥漫在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于是,我拿了这封信,找到学校的外事办公室。一位中年干部接待了我。他拿着这封信左看右看,好一会儿,用一种我已习惯了的口气问我:你和他是什麽关系?我说我不认识她。他一脸疑惑,一字一顿地又问:你跟她不认识,她怎麽会给你写信?她怎麽不给我写信?听了这话,我真是哭笑不得。停了半响,他又说,你那间房子不适合接待外宾。这麽着吧,我们研究研究,安排一下地点、时间,再通知你。

我只好回去等通知。可直到今天,也没得到他们的通知。

再说那位李云贞女士不见回音,便在一天中午突然找上门来了。记得那是初夏的午间,我刚刚劳动完回到那间小屋,还没吃饭,一个人在斗室里吸烟休息,一台头,只见一位身穿短袖衬衫,下着黑色布裙,脚蹬平底布鞋的中年女子站在门口,还没等我开口,只听她用一种很压抑的声音问道:“有位贾植芳先生住在这里吗?”多少年来没人叫我“先生”了,我一时有点回不过神来。我将她让进门之后,她又说:“因为没收到先生的回信,我冒昧地来了,还请先生原谅!”我这才意识到来人就是李云贞。她告诉我,为了不引起旁人的注意,特地借来了这套衣服。她丈夫是洋人,一起进门怕有不便,所以只好在外面等候。

李女士何以非要见我呢?原来,1955年胡风的那场风波乍起时,是她把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译成英文介绍到美国的。胡风事件是一场冤案的消息,那时也已传到了大洋彼岸,她得知后,便日夜不宁。她说,她不能欺骗美国人民,因此特地要来见我,一是向我表示歉意,二是想借此机会从我这里进一步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她还告诉我,她在北京已经见到了绿原。那天我留她吃了一顿饭,当时我一个月只有几十元的生活费,这顿便饭之“便”自是可想而知。临走时,她送了一本美国出版的《西方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书目》,我便匆匆送她出门了。不久,我收到绿原从北京寄来的信,说那次李女士刚离开他家,公安派出所的人便来找他询问。我还算幸运,没有爲这事生出什麽枝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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